读史难免生出这样的感慨，历史本身常以荒谬的形式来表现深刻的内涵。玛丽・安托内特（Ｍａｒｉｅ Ａｎｔｏｉｎｅｔｔｅ １７５５～１７９３）就是以对世界史的高度无知乃至蔑视而被载入世界史的。本来，一个人哪怕对世界历史精研有成且高度敬畏，哪怕热衷名位且汲汲以求，但在世界史一贯严厉而苛刻的审视下，能有
然而正如歌德所言，历史是上帝的神秘作坊。尽管玛丽・安托内特除了醉心享受外根本无意留名青史，但由于她主观意识之外的多重因素：与生俱来的高贵出身、无法摆脱的政治责任，更重要的是浩浩荡荡的时代风云，她这个耽于声色犬马的洛可可式（欧洲十八世纪的建筑艺术风格。其特点为纤巧、华丽和繁琐）王后，却终因卷入一出雄浑悲壮的历史活剧――法国大革命――并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变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了。这个毫无历史意识的人之被推入历史的风口浪尖，就其眼光和识见而言，自始至终既不自觉，更非所愿。不错，她是历史无知者，但她更是革命这出亘古未有的大戏的参加者乃至“创造者”；作为革命矛头所指的对象，她已成为硬币的另一面，从而与革命密不可分了。正因为个性的背后藏着的是历史意志，荒谬的表面掩着的是历史内涵，为这样的人物立传才殊非易事；正如不用棱镜透视白光，就不可能发现白光所含的缤纷光谱一样，不用多维的视角，就不可能准确了解安托内特个人命运的悲剧所在。
在关于玛丽・安托内特的众多传记中，斯蒂芬・茨威格的作品《悲情王后》（Ｍａｒｉｅ Ａｎｔｏｉｎｅｔｔｅ Ｅｉｎｅ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卓然成一家之言，享有经久不衰的盛誉，其原因除可归之于文学大师巧妙繁复的叙事技巧外，更多的恐怕还在于作者毫无褊狭之碍的多元立场。在这部传记中，茨威格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就不能不无情揭露安托内特挥金如土、荒淫无耻的腐朽宫廷生活；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就不能不从历史的深处为她的骄奢淫逸寻找某些“理所当然”、“势之必然”的社会历史根源；站在自由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就不能不为草根民众的奋起反抗高声辩护，不能不承认革命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最终当作者万变归宗，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时，又不能不对玛丽・安托内特的悲剧命运寄予深切同情，对革命恣行恐怖直至沉溺血腥的暴力品格抱以深刻怀疑。因此，这就决定了本书不是一部论证“红颜祸水”或“后宫乱政”的肤浅之作，更不是进行“善善恶恶”说教的道德劝谕（当然作为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传主进行伦理评判自有必要），而是一部将作者对历史的洞察、对革命的反思、对人性的体悟和对命运的感慨熔为一炉的深刻之作。
复杂的文本必有多重的阐释。我对《悲情王后》的解读只是众多解读中的一种，是建基于对茨威格上述多元立场的体认，把传记理解为或归纳为对四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的解答：第一，安托内特是怎样以其所作所为，将蹒跚而行的波旁王朝这辆破车踹进历史深渊的？第二，安托内特长期过着轻浮放荡、荒淫无耻的宫廷生活，为什么不仅她个人对此安之若素，而且民众也长期逆来顺受，默默无语？第三，当革命大潮汹涌而来之时，她又是如何理解和对待革命的？第四，当革命的铡刀砍向安托内特的颈项时，它还砍掉了什么？
一
假如为玛丽・安托内特画一幅政治漫画，其构图完全可以一副耳熟能详的对联概括：“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当然较真而言，谓其“嘴尖皮厚”或有不当，但谓其“头重脚轻”，谓其“根底浅”、“腹中空”则铢两悉称，恰如其分。
正如史家公论，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一样，追根溯源，波旁王朝也非亡于路易十六。事实上早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王朝衰相已露端倪，更兼路易十五数十年胡作非为，法国社会早已暗潮汹涌，空前动荡。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就此豁免安托内特（以及路易十六）因其个人品性的浮浪、思想境界的狭隘、生活作风的恣肆、政治觉悟的顽钝而激起民变、酿成革命风潮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
安托内特自幼轻率贪玩，不学无术。她的蒙师写道：“她比人们长期以来所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可惜直到１３岁还没有养成专心致志的习惯。她有点懒惰，又很轻率……我没有办法使她深入探讨一个问题。”直至成年，任何一种思考对她来说都显得不胜其烦，她憎恶各种脑力劳动，只想玩乐，只想无忧无虑。“她说话没有下文，思考问题没有结果，阅读半途而废，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专心致志，都无法从中吸取现实生活经验中的意义和精华……对任何严肃的、需要忍耐性和注意力的事情都漠不关心。”一个垂死的、摇摇欲坠的王朝就是以这样一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女人来母仪天下的。
如果说她性格上的轻率散漫，乍眼一看为害尚浅，那么１５年来，她在宫廷生活方面的穷奢极侈，因糜费不赀，耗空国库，就罪无可赦了。这个“把自己靠女性的魅力所取得的小小胜利，看得比在世界历史上取得的伟大胜利更重要”的人，穷其一生，念念不忘的无非时装、发型、首饰、赌博、化装舞会、宫殿园林。
先说服装。“按规定每个季节要做１２套正式礼服、１２套晚礼服和１２套普通礼服，另外每年还添置１００多套各式衣服”。在王后的带动下，追求奇装异服的奢靡之风就像瘟疫一样迅速传播。当时，能引起这个爱慕虚荣的宫廷社会震动的，不是天下大事，而是王后的高级裁缝恰巧给时装加了一个新颖标记，或是对钟式裙进行了创新裁剪。一位法国男人无可奈何地叹息道：“法国妇女从来没有花那么多钱，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滑稽可笑。”
发型是第二件大事。一个名叫雷奥纳的发型师挖空心思，为安托内特的宫廷小圈子创造了无数光怪陆离的发型。“他先用长发夹和大量的发蜡把头发从鬓角直竖起来，然后才在眉毛上方５０厘米的自由空间进行艺术造型。用梳子在这高耸的‘鸡窝’上可造出各种风景……可造出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还可以通过变换发型，把当天的大事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甚至当巴黎的面包店因闹饥荒而被抢劫一空时，这个堕落的宫廷社会居然恬不知耻地认为，应该用“暴动式头饰”来炫耀这一事件。
既然衣服、发型千变万化，那么首饰能千篇一律吗？当然不行！“王后戴的钻石和珍珠要比任何人的都要大”，数量也要比所有人都多。２５万利弗尔买副手镯算得了什么！当奥地利女皇特蕾西亚（Ｍａｒｉｅ Ｔｈｅｒｅｓａ，１７１７～１７８０）闻听女儿如此大手大脚而怒不可遏时，安托内特却为母亲的小题大做窃笑不已。王后沉迷首饰，一掷千金，并因此负债累累，这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了。于是，１７８５年，当王后卷入臭名昭著的项链骗局时，人们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随着案件的审理，一个原本满腹委屈的原告（安托内特）却鬼使神差般地移至被告席，王室的挥霍无度、放浪形骸终于赤裸裸地大白于天下。当然这次事件还只是大革命的一次小小的非正式预演，王室的威严还足以保证她暂不出庭，但洛可可王后被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推入被告席的那一天，到底已为时不远了。
除了穿衣、打扮，安托内特还要为她的另一半过剩精力寻求出路，于是她赌博、赛马、混迹化装舞会，打情骂俏，醉生梦死，纵情狂欢。当革命骤起，法国街头到处流传着关于王后不堪入目的淫荡小册子时，又有多少人认为这是无中生有的恶意中伤？
为了把她的特里亚农宫变成消遣享乐的洞天福地，她不惜巨资。据１７９１年公布的账目，耗资总数约为１６５万利弗尔，如果再加上各种隐瞒的款项，总数将超过２００万。“当然，这只不过是王室挥霍无度的漏水桶中的一滴罢了。”尤为无耻的是，为了她以及她那个小圈子的闲情逸趣，她还兴建波将金式的假村庄（叶卡捷琳娜二世视察克里米亚时，波将金为了夸耀自己的成就，沿途设置了假村庄）把玩取乐。但她与百姓的真实生活相距何止万里！她的一生就是“忙碌而无聊地乘着金色的马车不断地往返于凡尔赛、特里亚农、马尔利、枫丹白露、圣无鲁和朗布耶这六个相隔不过几里路的宫苑之间……像魔鬼般把她禁锢在狭小的天地里，可她从来没有感到有必要越出这个小圈子。在将近五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这位法兰西的王后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认识一下自己的王国……她天天游手好闲，可从来没有踏进普通老百姓的门槛。”
在安托内特眼里，她那个由几十个贵族组成的宫廷社会就是整个世界。这个既无政治野心，也无明显政治动机的人，为了她的狐朋狗党，动用国库，安排肥缺，肆意干政。而软弱无能的路易十六除了唯唯诺诺，就是麻木不仁。穷途末路的专制王朝在最需要一个雄才大略的强腕人物大刀阔斧，放手一搏的时候，命运送给波旁王朝的却是一对软弱无能（国王）、骄奢淫逸（王后）且毫无政治头脑的活宝。王朝残存的合法性资源就这样被榨干殆尽。
胡闹吧！狂欢吧！另一场狂欢――革命的狂欢，不久也要紧锣密鼓地登场了！
二
传记不是判决书，更不是讨伐檄文，不能止步于论证被告应负法律责任，或满足于口诛笔伐所带来的快感。茨威格还要再进一步，既要分析人物的性格特点、心理活动，更要挖掘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
依茨威格所见，导致安托内特荒淫放纵的根源有四：房事不谐、先天的优越地位、腐朽的社会风气、民众尚未觉醒。
作为精神分析学派鼻祖弗洛伊德的忠实信徒，茨威格向来重视性心理和性生活对一个人的全方位影响，这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均有体现。在这部传记中，茨威格是否夸大了这种影响，也许我们很难判断，但不可否认的是，安托内特与路易十六长达七年之久的房事不谐，无疑对她有很大的影响。这桩出于外交利益考虑而促成的婚姻，原本就无爱情可言，而路易十六令人吃惊的性无能，更使毫无感情基础的政治婚姻雪上加霜。一个活力四射的妙龄王后，既然无法纵享鱼水交欢，其旺盛的精力除了以夜当昼，交结狐朋狗友，发泄于声色犬马外，难道你还能指望她顾影自怜，独守空房？
其次，她出身天潢贵胄，一切到手的东西，无论是奇珍异宝，还是爵禄名位，来得都是那么轻而易举，那么理所当然。“从儿童卧室一下子上了新婚床，从宫殿的后房一夜间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她好像在做梦一样，毫无精神准备，这个毫不猜疑、不特别坚强和精明的人突然觉得自己像太阳，赞美的行星一直绕着自己转”。她还没有付出丝毫努力，整个世界就已唾手可得了。所谓奋斗，对于一无所有的人来说，那是他唯一的所有，而对于无所不有的人来说，却是多此一举的累赘。
另一方面，僵而未死的封建制度又积聚了多少陈腐的社会风气啊。“这个社会善于以献媚的毒素和熟练的技巧使人迷恋于毫无价值的东西，善于以殷勤的态度和享乐的艺术使人玩世不恭。那些经验老到的朝臣利用各种诱惑，利用对方心理的弱点，从一开始就把这个毫无经验、缺乏自制力的姑娘拉到他们那个具有魔力的圈子里来。自从玛丽・安托内特登上王后宝座那一天起，在她周围就缭绕着拜神的香烟。她说的话就是智慧，她做的事就是规范，她的愿望就得满足。她一耍脾气，第二天这种脾气就成为时髦风尚，她要是做了一件蠢事，整个宫廷就会热情地仿效。”这个腐朽的社会一开始就是这样不着痕迹地毒害着她，久而久之，她就习以为常，甚至甘之如饴了。
最后，人民还远未觉醒。读史难免惊讶，无论东亚还是西欧，所谓“刁民”向来屈指可数。若非苛政猛于虎，人民走投无路，哪里会闹什么揭竿而起？人民实在是太易于统治了。而民众惯于轻信盲从，惯于逆来顺受，又怎能不助长安托内特肆无忌惮胡作非为的信心和勇气？“她刚登上王位，群众就向她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这两个年轻的统治者还什么都没有做，没有许下什么诺言，没有履行任何诺言，但是人民已经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了。”
在上述多重因素的长期反复作用下，不生出安托内特这样的荒淫王后才是不可思议的怪事呢！
三
笑吧，闹吧。现在革命登场了！宫廷狂欢必须让位给革命狂欢！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法国人民攻陷巴士底狱，近代史最伟大的篇章破题了。
法国大革命为何发生，其影响如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许多大部头著作感兴趣的主题，传记以及本文不可能详细论及。我们主要关注安托内特是怎样理解革命和对付革命的。
这个洛可可式王后固然没有政治头脑，但却不乏政治本能，“这种本能从一开始就生硬地对革命说不，她在王宫里出生，用神授君权思想教育出来，笃信自己神圣的统治权，因此把国民的任何合法要求都看成是暴民过火的对抗。一个要求自己有无限自由和权利的人当然是不愿承认别人也拥有这些自由和权利的。”她对革命的仇恨或许如茨威格所言，并非针对人民，而是针对“捣乱分子”，但这与其说是相信人民，倒不如说是蔑视人民，以为人民和她一样相信人民永远只配做低眉顺眼的臣民，只配被她这样无视民生的人吆来喝去。正如恩格斯所言：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只是过去时代的迷信，“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这个精神生活不求上进、宫廷生活自我封闭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革命。她“只把革命看作是人类最卑鄙粗野的本能所掀起的污泥浊水。她决意全力维护自己的王权，根本不理解这场革命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及其建议性的意愿……她不能通观各种思想的内在关联，不能深入洞悉精神上实质，因为她既没有受到过这种教育，也没有这样做的内在愿望”。她的无知、褊狭、固执和阶级情感，导致她与革命迎头相撞，必然要以你死我活的惨烈来收场。
然而，另一方面，又岂止是安托内特没有料到会发生革命，进而理解革命呢？“那些后期革命者中最激进的罗伯斯比尔、马拉和丹东在１７８９年时仍是坚定的保皇主义者。”更何况大革命风潮骤起，一时间必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又哪里尽是革命的光辉一面？“在彻底变革的时代，这里吵得最响、闹得最凶的并不是那些最正直、最优秀的人物……王后看到的恰恰是贵族成员中那些犯有过错、声名狼藉、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分子，如米拉波和塔列朗之流，他们竟然是头一个表白拥护自由的人，这能不使王后对革命产生怀疑吗？当她看到吝啬贪婪、随时都想做任何肮脏交易的奥尔良公爵居然对新的博爱主义热衷起来，她还怎么会把革命想象为一种正当、高尚的事业呢？……卖鱼婆和街边妓女把砍下的人头挑在长矛上作为她们胜利的标志，难道王后应将这些社会垃圾看作新人道主义的先锋吗？因为她首先看到的是暴力，所以不相信什么自由；因为她只看到这些具体的人物，所以就想象不到在这场疯狂的翻天覆地运动背后的思想。”
茨威格辣笔点睛，颇中肯綮地指出，革命运动中必然会随之而来的混乱与投机，如不加以有效遏制，只会反过来丑化、毒害革命本身。但他也深知决不能将混乱与投机跟革命等量齐观，甚至混为一谈，而这样的认识误区又恰恰是安托内特之辈因其特有的局限性所犯的历史性错误。因此茨威格评论道：安托内特丝毫没有觉察正是“这种运动流传给我们人际关系最崇高的准则：信仰、言论、出版的自由，从事合法职业的自由，公开集会的自由。这场运动将阶级、种族及教派的平等作为重要内容在法律中固定下来，将中世纪耻辱残余、刑罚、强迫劳役和奴隶制予以取缔。安托内特从来都没有理解或是试图理解街头残酷暴乱背后的精神目标。在一片骚乱中，她看到的只是混乱，而不是将要从这可怕的战斗和危机中诞生的新制度的轮廓。”
既然安托内特不公正地对待革命，也就休怪革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她不客气了。
四
革命是奔腾不息的洪流，必须冲决罗网，勇往直前。马克思在脍炙人口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写道：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看看法国大革命的火箭发射历程吧：从绝对的君主制到国民议会历经数百年时间，从国民议会到立宪体制为两年，从立宪体制到冲击土伊勒里宫只有几个月时间，从冲击土伊勒里宫到拘禁国王只花了三天时间。
革命既然要替天行道，就不得不躬行杀伐。但不幸的是，当冰冷的刀锋距离王室的脖颈越来越近的时候，革命的味道也就变得越来越五味杂陈。“自从成立了监督委员会和国王上了断头台后，‘自由、平等、博爱’三个词儿中自由和博爱的概念越来越淡薄，就像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纸币那样大大地贬值，只是平等的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强制性的平均主义思想还支配着革命的激进的和残暴的最后阶段。”
革命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向前发展，它要挣脱第一阶段――也就是理想主义占上风，由贵族、资产者阶层和国家的名门望族组成的国民议会帮助国民，解放广大群众的那个阶段――的枷锁，向第二阶段――也就是被解放者要自我解放的阶段――进军。而在革命的第二阶段，“那些激进分子，记仇的革命者占据上风，权力对这些人来说是太新鲜了，以致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喜悦，想尽情地享受它一下。那些从压抑中解救出来的小人物上台了，他们有野心，那就是要把这场革命纳入他们自己的范围，贴上他们自己的精神标签。”
国王已人头落地，现在轮到那个“奥地利女人”了。安托内特是否罪当其死，未必不可争论。根据现代人的观点以及事后（法国大革命结束）披露的档案材料，定安托内特一个通敌之罪，并不为过。但茨威格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由于十八世纪国家和民族还只是一些模糊不清处于萌芽状态的概念，包括安托内特在内的人考虑政治问题，不可能基于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而只能基于王朝利益，这样才符合逻辑和历史本身。以此观之，安托内特当然不服那个说自己犯下卖国罪的控诉。
实体法方面的争议，或许永无定论。对我们仍有警醒意义的，我以为是必须牢记：未经正当程序审理（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任何貌似神圣的判决都是可疑的。安托内特案件在程序方面存在的瑕疵比比皆是，简直不遑多论：语无伦次、前后矛盾的证人证言不被法庭质证；被告单枪匹马，辩护律师迟迟缺位；控方罗织罪名却不给被告充分时间研究起诉材料；陪审团装模做样，未审先判……革命的法制自信真理在手，早就不屑于旧时代的繁文缛节了。毫不奇怪，为路易十六辩护的律师由于辩护时措辞强烈而被送上断头台；王后的两名辩护律师则在审判完毕后立即被逮捕收监。
其实，被囚禁的安托内特岂止被剥夺了王后的封号和特权，她连革命所宣扬的基本人权也已丧失殆尽：她的儿子被夺走，不许母子相见。茨威格公正地认为，这是“对一个战败者施以不必要的残暴手段”。
这个几乎一生都是在百无聊赖中度过的女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似乎幡然有悟，终于明白她要面对的真正法官其实是历史，虽然姗姗来迟，但朝闻夕死，犹胜亡羊补牢。她没有光荣地生，却能勇敢地死。她保持了最后的尊严和勇气。
１７９３年１０月１６日，革命广场，人头攒动。玛丽・安托内特被押赴刑场。那部永远吃不饱的断头机早已等得急不可耐。终于，刀光一闪，人头落地。
铡刀砍下的仅仅是王后的头颅吗？这是个问题……
（《悲情王后――玛丽安托内特传》，斯蒂芬・茨威格著，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３月版，２３．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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